郑佳明眼中的湖湘文化及其精神

  了解一个人,尤其是名人,我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网络进行查找。对于郑佳明先生,也不例外。我对他的认识,最早就是通过互联网上的文字、图片和视频。获得的关键信息是:北大才子、学者官员、电视剧策划人、电视栏目主持人、大学教授…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“湘”字号的文化大餐一次次惊艳全国,他是重要的策划人与推手。   对于这样一位“高大上”的先生,想着都让人觉得紧张,应该不太容易亲近吧!后来,有机会现场聆听他几次课程,又荣幸地当面采访过他,才消除了内心原有的假想认知。他满头银发,厚眼镜片,温文尔雅,治学严谨,完全是大学老师的样子和感觉。   就是这位“老师”,用他的渊博学识、人格魅力和切身实践,在湖湘大地掀起一波波文化热潮。他对历史人文,特别是对湖湘文化及其精神的理解和解读,感染并引导着一大批人在提升文化素养的道路上不断攀升。   郑佳明的父亲是长沙人,抗战期间当兵到云南,在云南与他母亲,一个芷江姑娘相遇结婚。1953年,国务院组建专家工作局,从全国抽调司机,父亲从云南调到北京工作,那一年郑佳明四岁。1960年,苏联专家撤走。同年,党中央批准石油部调集数万职工和解放军转业官兵会战大庆,郑佳明的父亲就在其中,全家继续北迁黑龙江。随后几年,郑佳明在黑龙江读完了中学,一直到68年到黑龙江农村插队。五年后的1973年,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。   1976年,国家号召大学生进藏。郑佳明写了支援西藏的申请书。1977年,北大毕业,他去西藏昌都任教。走之前,郑佳明回黑龙江和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,而下一次团圆饭却是在8年以后。1980年,中央发布了新的西藏区域自治政策,1982年,郑佳明调回长沙工作。   “我们家第二个转折就是回湖南,父亲实际上叶落归根的思想非常重,他在东北待了二十年,就是想湖南。他是80年回来的,我是82年回来的。”郑佳明说,后来兄弟姐妹陆续回来,到了84、85年,一家人才能吃上一次团圆饭。   1987年,郑佳明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。毕业后,先后担任过长沙市岳麓区区长、长沙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、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湖南省社科联主席等职务,还为《雍正王朝》《走向共和》和《恰同学少年》等电视剧担任总监制和总策划。如今,在退休官员的身份之外,昔日的北大才子成了知名的文化学者。   “在我的成长经历中,原来并没有觉得自己受过多少湖湘文化的影响,但是后来回头去看,应该说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。”谈及自己的成长,郑佳明开始总结:一是受父亲母亲的影响。父亲是老长沙人,母亲是芷江人,两个都是地道的湖南人,浓郁的湖南口音一直在家中萦绕,直到后来变成南腔北调。他们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个性上的影响,湖南人那种霸蛮、吃苦、诚恳,这些好品质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。连生活习惯都是这样,一辈子爱洗澡爱吃辣椒,哪怕在北方。其实家庭影响主要是气质方面、品质方面、性格方面的一些影响。第二个方面,影响我比较大的是毛泽东,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印象很深,李锐写的《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》,我后来指导拍摄《恰同学少年》,其中很多思想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。青少年的毛泽东是湖湘文化熏陶出来的。第三个就是后来读书,读到近代的湖南人,影响很大。近代的湖南人特别是在国家危难、人民苦难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,湖南人的奋不顾身救亡图存,大智大勇创造辉煌,湖南人固有的经世致用的态度,这些东西都对我影响很大。   提起湖湘文化,郑佳明认为,它首先是一种学术形态,即湘学,求本、求实、求变、求容,使湘学既有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华,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。从内容上讲,讲究义理,讲究经世致用,讲究人格气节和操守,讲究民本。   湖湘文化的精神,首先是“心忧天下,敢为人先”。这种精神自屈、贾以来,到两宋,然后到明清,一直到曾国藩、毛泽东,湖南学人、士子,包括湖南的百姓代代相传,已经成为湖南人血脉中的一种东西和精神上的一种力量。那么,“心忧天下”是谁说的呢?是左宗棠说的。他说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”。毛泽东把它改为新民学会的宗旨,叫做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”。“敢为人先”这句话是谭嗣同说的。他说“敢为天下先”。后来就把它改为“敢为人先”。   “实事求是,趋时开放”是湖湘文化的另一种精神。“实事求是”虽然出于《汉书》,但是它写在岳麓书院,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,到今天它也是我们的法宝。这个话是湖南人说出来的。“趋时”是谁讲的呢?是王船山,也是王船山的一大思想。所谓趋时,就是与时俱进,它讲的是趋时更化、趋时更新。开放的精神是湖南人的传统。魏源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。郭嵩焘、曾纪泽是一批早期的外交家。湖南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,但是近几十年,开放的速度、力度和广度不如沿海,所以落后下来了。   “心忧天下,敢为人先,实事求是,趋时开放。”郑佳明说,这便是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精神特征。然而,湖湘文化有很多好的精神内核,但说到底它毕竟是传统文化。传统文化本身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。   “湖湘文化也存在三个局限性。”郑佳明说,第一,是农耕文化。今天讲湖南人会读书、会种田、会打仗,这三件事大概都是农耕文化的一个东西。实际上农耕文化有两个层面,一个是上层的儒家文化,纲常义理,家长制、权本位;下层是小农意识,农耕文化的小农意识是什么?就是平均主义,比较保守、眼光比较短浅,这两个文化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向前走的一些包袱。   第二,是内陆文化。湖南的先人曾国藩、左宗棠搞洋务运动很厉害,而且湖南人的外交也很厉害,如曾纪泽。但更多是政治需要,不是本身与生俱来的工商业本身具有的那种开放。湖南与福建、广东的沿海开放有所不同,所以民间有强烈的内陆意识。   第三,是斗争性。说湖南人霸蛮也好、不怕死也好、一根筋也好,都是斗争文化。这在受到压迫的时候非常宝贵,但是当我们人民掌握政权的时候,斗争往往变成内耗。   对于这些湖湘文化的局限性,郑佳明说,就存在提升、转型和与时俱进的过程,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当代湖湘人民付出更多的努力。   现在湖湘文化比较“热”,特别是对曾国藩、毛泽东等人的研究非常热门。对于曾国藩,郑佳明说,他对湖湘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湖湘文化的实践者、成功者和弘扬者。以往的人对湖湘文化都只是在说,而曾国藩是在做,他是实践者。以往的人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功,而他成功了,他以事实验证了湖湘文化的优越性,他取得了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大成功。曾国藩代表一个政治集团、军事集团,所到之处皆能改造世界,那么大家就看到了湖湘文化的功力。所以说他是实践者、成功者、也是弘扬者。   第一个就是屈原。“对于湖湘文化,屈原永远都不可绕过。”郑佳明说,屈原对湖南的影响非常之大,而且是多方面的。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屈原研究》。他是个做扎实学问的人,他把屈原的诗里面提到的地名列成表,大部分是湖南,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件事,就是屈原在湖南呆的时间很长,去的地方很多,而且他把这些东西融入到他诗里面,赋予了生命和感情,在中国和世界流传。你说这个对湖南的贡献还不大吗?而且他对三湘四水的描写,对湘人湘情的描写,一直深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,影响到后来许许多多的人。可以说,屈原的影响有多大,就使湖南的影响有多大。   人们都说屈原爱国,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操。郑佳明却说,屈原不仅仅是爱国,他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,他悲天悯人,心忧天下。这个“心忧天下”比爱国要高很多大很多。天下有什么?苍生、社稷、黎民。他实际上还是伟大的自然主义者,他爱花爱草,“滋兰九畹、树蕙百亩”,爱这些花花草草、爱大自然。所以屈原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,他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个图腾,这个人了不起,他厚爱我们湖南,他除了诗里面写我们湖南,他把生命也献给了湖南,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为湖湘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底色。   周敦颐做了儒家文化的升级版,他和二程、朱熹对中华文明的后半期定了位。理学对中国农业文明的继续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,定向、定位,定海神针的作用。虽然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与理学的保守性有关系,但正是理学武装的大一统王朝,多民族融合的大中华,迎来了西方文明的历史性东进,其他的文明,例如伊斯兰文明、印度文明,都在西方的压力下分裂和肢解,而中华文明挺住了变局,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做了浴火重生的准备。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为西方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付出了永久的代价。   王夫之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开拓者。文明发展是有规律的,天道周星,否极泰来。明王朝的覆灭,催生了王船山的哲学。从理学到心学,主客观唯心主义在农耕时代征服了中国的士大夫,王朝的高度专制不让人关注现实,平时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,成了他们的最高境界。中国文明走到了死胡同。王船山以孤愤之情,以亡国毁家之痛,让六经别开生面,中华文明开辟了唯物主义的曙光,提出了道随器变,趋时更化,经世致用,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。这些思想和他的崇高气节,酝酿了一百多年,终于在晚清大清面临危亡之际发酵,武装了三湘四水、洞庭之滨的湖南士大夫群体,陶澍、魏源、曾左彭胡,师夷长技挽救危亡,乃至后来湘人一跃进入晚清政治中枢,奏响了近现代湖南人担当天下振兴中华的交响乐章。   谭嗣同的思想地位非常高,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。过去研究他的“不怕死”的一面,但是关于他的“通”,也就是平等的思想,关注得还不多。谭嗣同这个人,实际上他的思想、才情、胆识、血性,他作为一个好的革命家,一个活跃的思想家,一个文学家,一个心地非常慈善的佛教信徒,一个音乐家,各种之全面,非常之美。除了勇敢,还非常之大美壮。所以,这个人是很值得湖南人、尤其是湖南的男孩子好好学习的。郑佳明坦言:“从个性上讲,我非常喜欢谭嗣同。”郑佳明认为魏源、郭嵩焘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。   一个是黄兴。黄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武夫,他是有思想的人,他在革命中出现问题的时候,一直主张用法律解决,他有法的思想、有平等的思想,本身有商业的思想。“现在的湖湘文化要把它梳理出来,让青年人知道,我们湖南人不光会打仗,也会追求平等。”黄兴的精神境界极高,功成不必在我的无我境界,使他成为同盟会的灵魂,郑佳明说。   一个是蔡锷。蔡锷是中国现代军人的楷模,宋教仁遇刺之后,黄兴找到他希望他起兵反袁,他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,但他遵守宪法,恪守军人职守。拒绝了黄兴。但当袁世凯称帝,倒行逆施之际,他要为“四万万众人争人格”南天拔剑,兴兵讨袁。难能可贵的是,蔡锷不仅仅有情怀,而且有思想,他的很多思想至今仍有重要价值。   一个是宋教仁。过去老是表扬“打响第一枪”和武装斗争,但是宋教仁是为了实现法治而死,他是为中国宪法流血第一人,武昌起义之后他起草中国第一部宪法,《中华民国鄂州约法》。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宪法的基础,宋教仁这个人值得我们今天去好好研究和学习。   郑佳明说,长沙岳麓山上长眠着几十位共和烈士,可能在全国也是最集中的共和烈士墓地。他在岳麓区当区长的时候,常常一个人去看望那些渐渐荒芜的坟冢,怀着崇敬和伤感的心情。他做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也许就是这个时候起念。

免责声明:文章《郑佳明眼中的湖湘文化及其精神》来至网络,文章表达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,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,若有侵权,请联系本站站长处理!



上一篇:遗失久远的殡葬文化传统忌日有哪些
下一篇:返回列表
您可能感兴趣:
  • 微信二维码官方微信
  • 请点击右边窗口联系客服➟